Meaningless Thinking

       适逢世纪末，有关“主义”的纪念日引起阵阵思潮。前年（按：指1997年。本文发表于1999年）的十月革命80周年，去年的《共产党宣言》150周年……但有个日子却被人忽视；去年还是空想社会主义宗师托马斯·莫尔（1478至1535）诞生520周年和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代表托马斯·托尔克维马达（1420至1498）去世500周年。这“两个托马斯”的生死500年祭，给人以丰富的启示。 　　 两个托马斯同时代、同职业（大法官）、同信仰（天主教）甚至对许多事情也有类似主张，但为人行事、结局及身后影响却截然相反。今人都知道莫尔写过《乌托邦》，却很少人知道他作为天主教思想家与英国大法官曾是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制度的最大理论家。他于1526至1533年间连续出版了7本书攻击当时的宗教改革与新教运动，并论证镇压异端的必要。这一切与《乌托邦》中的“修道院共产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莫尔认为路德的“异端”理论是荒谬与邪恶的，而教会应当与国王合作将它扑灭，这是上帝对撒旦的审判。作为这种审判的范例，“在美好的天主教王国西班牙”“历来都把异教徒活活烧死”。这是“合法和必要的”。 　　 而西班牙的宗教大法官就是托尔克维马达。他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在1483至1498年间他共判决烧死了10220名“异端”，另有6860名在逃或己死者则被缺席判处火刑（焚烧模拟像），被判穿圣宾尼陀服、抄家与终身囚禁的则有近10万之众，而当时的西班牙人口总共也仅500多万，这场伴有广场疯狂、公判大会与戴高帽游街等群众性歇斯底里的所谓“信仰行动（Autodafe）”被公认是中世纪和平时期最可怕的宗教暴行。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乌托邦理想主义者”莫尔完全是基于信仰的虔诚从理论上肯定宗教审判的。基于教义他相信上帝惩治撒旦是正义的，但具体地把某甲或某乙指控为撒旦并活活烧死则并非“教义”所载。于是在司法实践中莫尔出于良知和人文主义精神显得极为宽和。据英国学者R．钱伯斯考证，在莫尔任大法官的12年内他没有判过一例异端死刑。他对信仰的虔诚不是通过镇压别人，而是通过不屈服于别人的镇压体现出来的。1527年起英王亨利八世因私怨及权力欲而与罗马教廷闹翻，遂开始宗教“改革”。1534年他终于胁迫英国教会脱离马罗教廷，并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王取代教皇成为英国国教会首脑。为抗议这些违背教...

既然已经证明了 政体变革的必然性 ，那么这之后的民主转型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威权政府倒台之后会不会变得更好呢？为什么东欧巨变后许多国家实现了民主（指波兰，捷克之类建立了完整的宪政体系和实现了较高的公民政治参与的东欧国家，俄罗斯这种被寡头垄断的政体不算），但经济却没有得到中国这样的飞跃？ 很容易发现，改革开放的中国与巨变后的东欧表面上最大的差异是东欧大多数国家进行了完整的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于是一些人就得出了结论，东欧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本，就在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而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正确做法。因此民主制度会带来动乱，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是这样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思考东欧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差异。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体制尽管是计划经济，但实际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 ，东方集团国家普遍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一般被认为是所谓科学主义的”计算经济学“或者理性计划经济来指导的，也就是通过强大集权的中央制定经济计划，以此而不是以市场来规范和指导经济发展，并基于此建立了计划经济下的稳定均衡，出现的问题是在这种稳定均衡下出现的。 顺带一提，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出现问题，似乎恰好证明了奥地利学派的论断： 中央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市场的【价格机制】受损（彻底的中央计划经济会完全摧毁价格机制，部分的中央计划经济会部分地破坏价格机制）。在价格机制受损的情况下，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的官僚【无法】计算出各种资源的有效分配情况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米塞斯）。后来的苏联经济学家也证明，要制订出真正理性恰当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个结论也可以解释为因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典型的混沌系统，因此依靠人为理性本来就是无法完全预测的。 而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完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文革尤甚，国内经济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与东欧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因此邓小平的改革也称为“整顿”，简单说就是恢复了一点“马钢宪法”。因此当时中国无论是按照东欧过去的模式建立经济计划，还是引入市场机制，都是毫无疑问是带来收益的，因此其经济发展要比东欧容易...

                                                                                                             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的效果之一就是在大众传播媒体中引发了产业化数量的而且更高级一些的陈词滥调。（疫情带来的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好处是，当你给人打电话时，多多少少更加肯定他们应该是在家的。）毫无疑问，因为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因为缺乏可写的东西，任何喜欢写东西的人可能都变成了哲学家，因为哲学往往是你既想跻身报刊头条却又无话可说时的救命稻草。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时，各种抽象概括和论述就会应运而生。 　　 抽象概括和未来：新冠病毒疫情将给世界经济和人类历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能够永久性地改变我们的心理？是变好还是变坏？它会增加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吗？会成为无神论蛋糕上那锦上添花的糖霜吗？作家怎么能抗拒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的诱惑呢？这可是写应景文字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疫情过后谁也不会记得或者在乎你说了什么不靠谱的鬼话。 　　 虽然人们仍然相信预言的艺术和科学（或者什么别的说法）这个事实，但没有人能预测这场疫情及其效果。当然，有相当程度的科学幻想小说预测到了一种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致命病菌或病毒，但是新冠病毒 Covid-19远远没有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无论如何，一种模糊的想象出的未来常常同样有很大用途，就像未来某个时候股票市场会上涨或下跌等具体预测那样。预测要想有什么用途，就必须与时机有更密切的关系，否则只能增加人们的...

刚才在推上看到某恶臭meme，一边是所谓公知说“政府隐瞒了病例！实际死亡人数比报道的要多！”，另一边是所谓理性爱国者说“那你拿出证据啊。”，“公知”：“我没有证据！因为政府隐瞒了！”。“爱国者”：“那你还扯什么”。“公知”：“总之是政府隐瞒了！” 且不论这种风牛马不及的对话能不能成立，单看想表达的意思，如上逻辑错在何处呢？事实上，这个嘲讽能成立的前提，就是存在类似于“无罪推定”的“怀疑者需要拿出证据”。这种想法似乎是官方和许多人对待媒体或者公民质疑的共识，某新疆推友质疑当地政府权钱交易，腐败横行，也有人指责他拿不出证据；前段时间的疫情初期，官方也极力宣传“不信谣不传谣”，强调新闻报道必须要完全符合事实，并且将大量信息打成“视频再配音制作”之类的谣言。 这样做是正确的吗？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能够应用于公民质疑政府吗？ 或许并不是。考察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会发现其内在逻辑是“ 维护弱者的权利 ”，被诉讼者较之诉讼者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尽量维护公平，在二者出错概率类似但出错危害迥异的现实下，需要限制强者而保护弱者，也就是说， 如果对二者完全的形式平等，就会造成严重的实质不平等 。因此，在司法的无罪推定程序中，诉讼者需要给出被告有罪的证据，而被告无需给出其无罪的证据。 而对于公民与政府又如何呢？很容易发现，政府是强者而公民处于弱势地位，按照“维护弱者”的原则，应该做到的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维护公民的权利”。因此，对于公民或者媒体质疑政府，这时的原则不但不应该是“无罪推定”，而且应该是 “有错推定” ，就是说，公民只要有合理怀疑的理由，就不需要给出证明其实际怀疑内容的证据，而政府不但不能以没有证据为由“辟谣”，而且需要对质疑给出证明其无错的证据。因为事实上对于公民，反向取证要比政府销毁证据困难的多，如果没有有错推定，政府只需要将其有错的证据销毁，就可以很容易地避免其错误暴露。 因此，基于以上有错推定的原则，对于开头所谓公知的质疑，以及疫情初期大量质疑政府是否处理得当的信息，政府不但不能因为其没有证据就置之不理和直接打成谣言，还应该给出回应这些质疑的证据。 此外， 要求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初期报道完全与事实相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美国一些较为严谨的媒体，在911事件初期也大都报道说死亡人数上万，但最后统计发现实际死亡不到...

       第二次得知某新疆推油的遭遇，却是比第一次得知坏得多的消息，下午翻了翻他的博客，发现居然自05年到18年都有博文，一直到他进去才终结。        他也只是个普通人，喜欢看动画打游戏，关心同胞向往日美，对现实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任何正常的国家，都不会让他锒铛入狱。       然而这么说也毫无意义，如果这是个正常的国家该多好呢？       但尽管如此， 仍然有现在可以做的事 。       写博客这种事，在我的兴趣开始从动画转到网络上的时候，就已经不怎么流行了，但博客远比微博客有意义却是事实，尽管那个推油两年多杳无音讯的遭遇可能不让人乐观，但他十多年来写的博文却至今仍然有意义，十年前七五事件时他的一些相关博文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很珍贵的信息，也就是说，博客要比微博客的生命周期长的多，也因此更有意义。       如果我也能像编程随想一样，写一些认真的原创博文，尽力整理自己无谓的思考，普及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公民意识，或许于人于己，都比无谓的低级键政要有意义的多。       

翻墙的意义在于打破被垄断的信息和提供自由交流的平台，但也只是成为一个合格现代公民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事实上更重要的应该是摆脱过去的”支式思维“，建立独立思考的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培养有逻辑性的思考，进而才能具备基本的公民意识。 未来政治革命的关键，应该也在尽量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政治素质。 因此，一些扫盲基本素质的文章，或许是有意义的。 那么，重点该写什么呢？ 官方已经把方向定下了，也就是所谓的”高校课堂七不讲“： 1. 普世价值 2. 新闻自由 3. 公民社会 4. 公民权利 5. 党的历史错误 6. 权贵资产阶级 7. 司法独立 就按照党的方向来吧:)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认同，中国政府在政治坐标的y轴上居于相当高的位置，换句话说，也就是威权政体。但诡异的是，在认识到这一点后，许多人人并不因此反对威权政体，这与国际上早有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塞缪尔）的共识大相径庭，甚至认为威权政体强于民主政体，应该真的永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只适合威权的说法都很有市场，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威权政体的内在逻辑矛盾，这种“人民的希望”几乎不可能实现，并且进一步思考还会发现，革命是必然的。 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威权政体？简单来讲，就是一种政府要求民众绝对服从其权威，并限制个人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将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僭主）或一小撮精英（即寡头）的政治体制。将这个普适定义应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上，就是民众绝对服从政府和党，反对党和政府的言论与行为自由被严厉限制打压，政治权力被党的高层权贵所垄断，也就是造成了极少数的寡头。顺带一提，现在高层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塑造成 克里斯马 式形象，倒有向 全能政体 转变的趋势。 从根本上讲，威权政体的权力来源是暴力和强制，而不是被治者的同意（ 人民主权 ），因而权力是自上而下赋予的，官僚体系的核心是对上负责，这使得基层的反馈机制极为薄弱，实际上的行政效率通常也非常低。 举例来讲，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因为政府被选票所限制，基层的反馈能得到很快的处理，在一个地方出现饥荒后，如果当地不能解决恰当，就势必影响其政府下一届的选举，这与上层官僚体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新闻自由让单个地方的饥荒信息广泛传播，进而让其他地区的民众提前对此准备和官员提前处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避免出现类似的饥荒；而在威权国家，这种情况则相反，地方上出现饥荒后，来自基层的反馈甚至低级官员的反馈无法及时得到处理，因为地方官员由中央指派，权力来源是中央政府而不是下级民众，处理恰当与否与其政府政治生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央权威并不认为政策有误的情况下尤甚。Meanwhile，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也让其他地区民众得不到饥荒已经发生的有效信息，进而让饥荒大规模爆发，造成骇人听闻的严重程度。而在历史上，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从死亡人数上看这么说绝没有任何问题）的大饥荒，也就是1959-1961的 三年大饥荒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地方官员在应对饥荒上的完全错误，同时底层民众对此也无法修正或者...